引言

近年来，随着业内人士的不断努力，癌症早筛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023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就介绍健康中国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和癌症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举行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表示，癌症防治工作取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防治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第二，危险因素的控制初见成效；第三，高质量推进癌症的筛查和早诊早治；第四，医疗机构癌症规范化的诊疗水平逐年提升；第五，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上升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癌症防治工作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在取得显著进步的同时，随着防癌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问题被暴露出来，如：筛查的费用问题；筛查的民众接受度问题；筛查的创新技术仍在完善阶段，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的问题；某些肿瘤存在过度诊断与过度治疗的问题等。

对于这些问题，社会上存在不同声音，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癌症防治服务体系，加大科技攻关，提高筛查效率，建立长效筛查机制，制定科学指南，加强癌症诊疗规范化，以实际的行动作为回应。

本期访谈，《癌症早筛KOL100》栏目有幸邀请到国家癌症中心陈万青教授向大家分享他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1、您如何看待单癌筛查与泛癌筛查？

陈万青教授：常规筛查项目普遍采用单癌筛查方法，但实际上从应用的角度来讲，多癌/泛癌联合筛查的适用性更广、人群接受度更高、效益会更好一些。所以我们也很关注多癌筛查的一些新的技术，包括一些ctDNA甲基化的分析技术。我们留意到很多科研团队和高新技术企业在这方面深耕，我们也在关注这方面的进展，多癌/泛癌联合筛查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2、最近几年多癌/泛癌联合筛查技术受到了很多关注，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您认为多癌筛查什么时候能够进一步突破并推广到临床？

陈万青教授：因为单癌筛查的接受度和适应性不是特别高，主要是效率不是很高，群众的接受度也不太一样。我想如果是多癌种的话，比如现在我们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是6个癌症联合筛查，这6个癌实际上就已经覆盖了疾病负担的70%，可能一次性筛查能够解决70%的癌症，老百姓接受度会高一些。

但是在技术上肯定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每个癌种从病理来讲，从生物学特性来讲都不太一样，能够同时筛查几个癌种，从技术上还是有一定难度。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多癌筛查的技术的进展，比如说像 DNA甲基化的技术已经有些突破，目前的一些结果还是挺令人满意的。随着多癌种筛查技术逐步的完善，我想离应用也不远了。

3、我国的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三甲医院，您认为怎么才能让“肿瘤早筛，人人可及”？

陈万青教授：我们组织性筛查现在推广的覆盖面还不是很高，资源还是集中在比较大的医院，或者是在一些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或者是医疗机构。

将来如果早筛能够普及，可能更多承担筛查的医疗机构是在基层，基层现在无论是从设备、医疗资源，还是医疗的能力方面可能还有很多欠缺。

当然最近几年在开展公共卫生项目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逐步加强基层能力建设，将来一旦投入更多了，或者是大家意识提高了，可能基层对筛查的需求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想下一步，一方面是医疗资源的均衡性，另一方面是基层医疗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的提高。

4、有专家认为，强制性早筛是推广早筛的一个有效方法，您如何看待？

陈万青教授：筛查实际上更多的还是政策的引导，强制肯定不行，再说筛查它是有弊有利的，还有一些比如说过度诊断的问题、过度治疗的问题，所以还是应该以自愿为主。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引导，鼓励加上健康教育，使老百姓加深对这方面的了解，然后自主地去参加癌症的筛查。另外一方面是国家加强投入，比如说项目上的投入，或者是医改政策上的倾斜。例如，国外很多国家从医保层面去覆盖筛查，但是依从性或者是参与度也不是很高，所以强制性是不可取的。

5、您刚刚谈到肿瘤早筛可能带来过度医疗，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如何让早筛带来更高的社会效益？

陈万青教授：这个可能是矛盾的。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问题，在筛查当中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目前我们的医疗技术对于过度诊断还不能够很好的回避，这是筛查当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对于过度诊断有一个误区，就是筛查出炎性息肉或者是良性的病变，这些其实不叫过度诊断。过度诊断指的是它本来就是惰性癌，但是如果你不去干预的话，它不会影响健康，这叫过度诊断。但是目前的技术对于过度诊断的问题我们是无法区分的，就不知道哪些癌是应该治疗，哪些是不应该治疗的。

但是我想无论是哪一种癌的治疗，从业人员在工作当中都需要铭记在心的，就是筛查可能会导致过度诊断、过度治疗。所以需要掌握一个度，比如说哪些癌症适合做筛查，哪些是不适合做筛查的，而不是一刀切。

6、您如何看待肿瘤早筛与商保的结合？

陈万青教授：我想这也是将来的一个方向。我们中国人口比较多，筛查适宜人群如果按照45~74岁来算的话，全国需要筛查的人口总数要超过5个亿，如果要完全让医保来承担这部分费用肯定是不行的。所以需要通过医疗机构专业人员的教育，加强机会性筛查，我想这可能是筛查推广到目前为止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

当然国家增加投入也是必须的，目前我们国家级的早诊早治项目每年投入大概几个亿，覆盖的人口是几十万，这个还是远远不够的。我想可以从两方面来推进，一个是增加组织性筛查的投入，另一方面是通过这种机会性筛查来更好地去推进早筛工作。

7、我国癌症筛查主要采用的是风险分层的方法，但近年来有不少年轻人患癌的报道，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陈万青教授：实际上从我们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来看，现在并没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说像年轻人得癌的，这可能也是个案，从整体人群来看，其实并没有出现发病年龄提前。

另外一方面，我们提出筛查的起始年龄，就是适合筛查的人群，实际上是要循证医学证据的。癌症从40岁、还是45岁、还是50岁开始筛查？这是要通过效果评价和卫生经济学评价来定的，所以这也不是随意来更改的。

目前我们的国家出台了各种常见癌症的早诊早治的指南或者是标准，这里边都明确地提出筛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另外需要区分的是，筛查不是普查，肯定要面对的是高危人群，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筛查的，所以我们要遵循我们指南的一些风险人群的定义，在高风险人群中开展筛查，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8、您认为在推动肿瘤早筛行业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各方应该如何协同合作以促进行业进步？

陈万青教授：因为癌症筛查是作为二级预防，它是需要国家引领，然后专业机构的技术指导全民参与的，可能各方都要积极地参与，比如说国家要有一个政策的引领，我们专业机构会有一个技术上的指导，然后社会各界通过健康教育也好，或者是慈善机构等等能够在早筛方面都做一些自己的贡献，这样的话可能才能够使全社会的癌症筛查的效果体现出来。

9、您认为肿瘤早筛居家检测有哪些利与弊？

陈万青教授：现在有一些产品还是适合居家的，比如说一些粪便潜血的试验，幽门螺旋杆菌的检测等等，优点就是比较方便，在家里头就能做这些检测，包括我们有一些高危评估的问卷，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手机端在家里头进行一个评估。但是不利的方面是可能缺乏一定的质控，而且这种检测结果如何去解读，可能还是需要一些专业人员的介入。我想可能随着网络、大数据或者是现代技术的一些应用，居家检测结合着我们专业机构的一些咨询，相互配合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10、您认为早筛行业还面临着哪些的机遇与挑战？

陈万青教授：目前早筛可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刚才已经提到了像资源不足的问题，或者是医疗资源不均衡的问题，还有老百姓对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不足的问题等等。我想随着我们工作不断的深入，加上全社会的参与，然后国家更多的投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这方面的工作，早诊早治在我国将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资料：

[1]https://doi.org/10.1038/s41591-023-026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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