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教授:基于行为科学的助推干预策略,提升癌症早筛参与率

ZAODX
2026-03-19


如何有效提高公众的癌症早筛参与率?在早筛领域中,这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我国癌症早筛的痛点,无非就是不想筛,不敢筛,筛不起。不想筛,不敢筛,是公众早筛意识的不足,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倾向。


本期《癌症早筛KOL100》栏目,浙江大学医学院张宁教授将从行为科学的角度,以不同的视角,来谈谈基于行为科学的助推干预策略在提高癌症早筛参与率的影响。行为科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和决策过程的学科,在促进健康行为改变有着巨大的潜力。通过深入理解影响个体健康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和外部社会因素,行为科学能够为设计有效的健康干预策略提供科学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癌症早筛KOL100》

系列专访

第60期


张宁,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双聘教授,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博士生导师,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博士生导师。曾获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Asia Regional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Publication in Behavioral Medicine,浙江省医学会优秀青年委员,第十届华人心理学家大会华人新秀奖一等奖等奖项。目前聚焦于行为科学与公共健康领域的交叉学科—心理与行为健康和行为公共健康领域的研究,发表SCI、SSCI、CSSCI收录论文40余篇,受邀担任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 Applied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Global Health Research and Policy等期刊编委。


您在健康行为改变研究领域有哪些主要发现?


作为一个行为科学与公共健康的交叉研究领域,我是在来浙大之后开始从事这个交叉方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将行为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更好地理解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开发更好的策略来促进健康行为改变并进而改善公共健康。


一方面,我们探究了内隐健康信念,即个体对自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采取行动来改变自身健康状况的朴素信念,对健康行为,包括新冠疫情期间的健康防护行为、健康生活方式和其它的健康保护行为如疫苗接种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梳理了应用行为科学改善公共健康,如改善手卫生、帮助吸烟者戒烟、促进健康饮食行为和提高癌症早筛率的助推干预策略,并同时开展一些实证研究来验证这些策略的效果。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基于行为科学的助推干预策略可以通过让健康行为更容易、更有吸引力,让健康行为成为社会规范,并在适宜的时机更有效地促进健康行为改变,进而改善公共健康。


您是如何从研究健康行为改变转向专注于癌症早筛的?

癌症早筛是实现癌症早诊早治的第一步,也是实现癌症防治目标的关键环节,也是一种典型的健康保护行为。如何提高癌症的早筛早诊早治率是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重大公共健康挑战之一。然而,我国当前的癌症早筛率仍然非常低。癌症早筛决策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非理性的现象,如推迟或不愿意参与癌症早筛,非常适合从行为科学的视角来开展助推干预,这是吸引我关注癌症早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癌症早筛研究过程中,您遇到了哪些主要的难题或挑战?

主要的挑战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个体的癌症早筛决策过程存在很多非理性的现象,比如因为癌症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很多人倾向于低估自己患癌症的风险;同时,癌症早筛需要自己当前马上付出一些成本(如时间成本、筛查费用、心理负担、对疼痛的恐惧等),但是其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且在较远的未来才会显现出来,所以会表现出明显的“现时决策偏差(Present bias)”。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倾向是提高癌症早筛率的一个难点。


另一个难点在于癌症早筛率的提升是一个需要政府部门、社区、医疗机构、民众多方协同的公共健康目标,这就需要有一个高效协作的平台和合理的机制设计来促进各个行为主体的深度合作,真正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癌症早筛服务体系。


对于癌症早筛中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您对此有什么独到的见解?

在我看来,癌症早筛“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在于如何提高早筛的参与率,特别是在初筛之后呈阳性的中高风险人群的早筛参与率。有很多研究团队和企业在开发提升癌症筛查精准度的试剂盒,但是只有公众积极参与癌症早筛这些先进的试剂盒才能发挥其公共健康价值,只有在更广大的人群中得到应用这些癌症筛查技术才能实现其商业价值和社会目标。

拿结直肠癌来说,目前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筛查技术,但是自浙江省推出结直肠癌早筛的民生实事项目以来,初筛阳性的人群完成结肠镜检查的比率大约在30%左右,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我们能够将癌症早筛的比率提高到60-70%,甚至90%,将显著提高癌症5年生存率,降低癌症的死亡率并降低癌症患者在晚期治疗阶段所带来的巨额医疗负担,也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并降低我们在人口深度老龄化阶段所面临的人力资本流失,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您认为应当如何有效提升癌症早筛率?

除了传统的宣教策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聚焦影响癌症早筛行为的心理、行为和情境因素,设计更精准、更个性化的行为助推干预策略来帮助人们克服癌症早筛决策过程中的决策偏差,帮助人们做出更有益于自己长远健康的癌症早筛决策—即及早参与癌症早筛,提前了解自己的癌症风险并及早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您目前在总结的关于提升癌症早筛早诊早治率的行为助推干预策略有哪些?这些策略的效果如何?能否分享一些具体案例?

目前欧美国家已经在基于行为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来提升癌症早筛率开展了一系列的循证研究,获得了一些非常有参考意义的提升癌症早筛早诊早治率的助推干预策略,比如将及早参与癌症筛查设置为默认选项,在诊疗过程中主动为符合条件的患者开具癌症早筛处方,诱发后悔情绪,凸显参与癌症早筛所可能带来的长远健康收益等。但是目前这些策略尚未在国内得到有效的验证,我们迫切需要在中国文化情境中来验证这些助推干预策略的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推广性。

您怎么看待新型液体活检技术在癌症早筛领域的角色和影响?


新型液体活检技术的优势在于它让癌症早筛更容易执行了,因为传统的癌症早筛常常需要经历一系列的步骤,比如对结直肠癌来说需要先基于个体的生活方式、家族史来进行风险评估,再通过FOBT来检测自己的风险,初筛阳性之后才会推荐进一步去医院做结直肠镜检查,每多一个筛查环节可能都会有很多人流失。


如果能够真正实现通过血液来更精准地检测个体的癌症风险,将大幅度提高癌症早筛的便利性,因为抽血在体检、就医过程中已经是一个常规的诊疗环节。但是,这个技术需要克服的难点有两个:一是尽可能提高其准确度和敏感性,以便更精准地检测各种癌症的风险;另外,还需要尽可能降低其成本以便其可以在更大规模的人群筛查中进行推广和应用。


您计划未来在癌症早筛领域进行哪些研究?

结合我们之前在行为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来探索适用于中国文化情境的行为助推干预策略以更高效地提升癌症早筛率,目前,我们研究团队正在开展提升结直肠癌和提升前列腺癌早筛率的助推干预研究,未来我们希望将其扩展到更多的癌症早筛情境中去,也期待有更多的企业、政府部门和研究团队能够参与进来,一起为实现《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2023-2030)》的目标,真正提升我国的癌症早筛早诊早治率,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更早地知晓自己的癌症风险并及时获取所需要的医疗健康服务,从而降低癌症死亡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并降低癌症相关的疾病负担。



您对癌症早筛领域的未来有什么愿景或期望?

我还是非常乐观地相信未来我们一定能够探索出更高效的基于行为科学的助推干预策略来提升我国的癌症早筛早诊早治率,从而造福更多的癌症患者和家庭。我也期待能够跟各位癌症早筛领域的同仁们一起合作助力解决这个癌症早筛领域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行动(2023-2030)》目标的早日实现,让大家不再“谈癌色变”,而是能够更从容应对可能面临的癌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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