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靠早筛技术将能降低癌症死亡率
图/卢煜明 来源/公众号测序中国
在中国,平均每分钟有7.5个人被确诊为癌症。
世界卫生组织预计,按照目前的趋势,全球癌症病例数将在未来20年增加60%,其中81%的病例来自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是各国应对癌症的共识。其中,基因检测技术被寄予厚望,通过人体血液中的游离DNA来寻找癌症的踪迹,甚至锁定癌症发生的位置,逐渐从理论走向现实,从科学家的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2021年10月,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发肿瘤诊疗质量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提出推进肿瘤的早期筛查。这进一步激发了科学界与产业界的开发热情。
癌症的基因检测筛查技术进展如何,有哪些难点?其所依赖的基因检测技术,在临床应用上还有哪些想象空间?《财经·大健康》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卢煜明。
卢煜明被视为华人生物学家中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位。他在1997年首次发现孕妇外周血中存在游离的胎儿DNA,并研发出一套新技术来准确分析和度量母亲血浆内的胎儿DNA,因而也被誉为无创DNA产前检测(NIPT)的奠基人。在此技术基础上,仅在国内就生发了数十家相关企业。目前,中国每年有1000多万孕妇使用NIPT。
图/11月24日,卢煜明参加在香港举行的首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
来源/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主办方
《财经·大健康》:NIPT技术推出十年,检测精准度已达到99%以上。该技术是否还有优化与提升的空间?
卢煜明:有的。现在NIPT在全球最大的应用,仍是染色体异常遗传病的筛查,比如唐氏综合征。在单基因疾病的筛查上,NIPT也很有应用价值,比如地中海贫血症。在国外,目前单基因疾病的筛查与诊断费用很高。下一代NIPT如果可以得到应用,可以解决这方面问题。
现在的NIPT是用DNA来做遗传标记物。下一代NIPT,可以在表观遗传这一方向发展。
此外,除了DNA,RNA(核糖核酸)是否也可以来做NIPT?我之前研究过将RNA作为NIPT标记物,问题是,RNA的稳定性比DNA低。这也是现在的新冠病毒mRNA疫苗需要在-80℃的容器中保存的原因。
《财经·大健康》:孕妇在做完NIPT检测后,一旦检测到阳性,仍需要羊水穿刺来确诊。未来是否有可能单靠NIPT就能确诊?
卢煜明: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第一代NIPT技术,测的是血浆中的游离DNA,这是胎盘放出来的,是cell-free DNA(cfDNA)。这存在一个问题,即胎儿与胎盘在极少数个案中有可能不同。因此有人担心,如果完全用胎盘的DNA来做胎儿的诊断,就有出错的可能。所以,做完NIPT,如果是阳性的话,还需要进行羊水穿刺来确诊。
其实,这不是个大问题。NIPT已经做了大量的检测,不正常的占比非常小。
现在有人在推cell-based DNA的NIPT,如果这项技术准确可行的话,NIPT技术就可用于临床诊断,而不仅仅是筛查了。
图/pixabay
《财经·大健康》:基因检测技术用于癌症早筛已成研发热点,你提过未来10年癌症早期筛查能真正用于降低癌症死亡率。对这一论断,现在仍然乐观吗?
卢煜明:仍然很乐观。2017年,我的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鼻咽癌筛查的论文。在那项研究中,采用液体活检筛查出来的阳性案例中,11%确诊得了癌症。也就是说,阳性预测值(PPV)是11%。
2018年,我们发展出来第二代技术,PPV已经到19.5%。2020年,PPV做到35%。现在,我们计划在粤港澳大湾区推出这项第二代技术,名字叫Prophecy(先知)。
2017年的那项研究中,经过筛查的实验组中因鼻咽癌死亡的人数,只占对照组未经过筛查死于鼻咽癌人数的10%。
10年的时间,足够将鼻咽癌的筛查技术做好,能显著降低鼻咽癌的死亡率。技术发展到现在,将这一技术在其他癌种筛查上的PPV值做到20%或者30%,在科学上是可行的。
《财经·大健康》:PPV从11%做到19.5%,再到35%,看起来是在缓慢提升,其中的难度很大?
卢煜明:有几个概念,是需要公众明白的。
媒体常常会提到检测产品的灵敏度与特异性。其实,对于检测者来说,最重要的反而不是这两个指标,而是阳性预测值(PPV),这个值会告诉检测者,当他检测出阳性时,真正得病的可能性有多少。
NIPT技术如今很成熟了,2011年第一代技术推出来的时候,PPV是50%,现在已经超过90%了。
很多产品的灵敏度与特异性会高于90%,但PPV通常不会像灵敏度与特异性值那么高,因为PPV值的高低与人群中的患病比例有关,越少人得的病,疾病筛查的PPV就越低。
在广东地区做鼻咽癌筛查,每10万个人中有35个鼻咽癌阳性,2017年能将筛查的PPV做到11%就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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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大健康》:也有专家认为癌症早期筛查会导致过度医疗。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卢煜明:看待癌症早期筛查,要用科学的态度。与怀孕检测不一样,癌症有众多癌种,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成因、不同的症状。
有一些癌症,就算很早知道得病,也很难人为影响其发展进程,比如胰腺癌。而不少癌症,早发现后是有应对手段的。如鼻咽癌,在早期就确诊后,就有有效的干预手段。早期鼻咽癌治疗及时的话,长期的生存率超过90%。
乳腺癌、大肠癌、肺癌、乳腺癌也会因早筛受益。这些癌症在中国以及全球,也是比较普遍的。针对这些癌症进行大样本的筛查与研究,是必要的。
此外,对于某种癌症的高危人群进行筛查,也是有用的。比如家族中有人得过大肠癌,对家人进行大肠癌的筛查,就很有必要。
《财经·大健康》:在鼻咽癌上的液体活检技术模型,能否复制到其他癌症上?
卢煜明:美国Grail公司正在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中,做一个14万人的临床试验,采用的是其开发的癌症血液检测技术(Galleri)。几年后,就可以看到这类技术对于癌症生存率会有什么影响。
《财经·大健康》:前几年,内地不少基因检测公司开展消费级应用,帮消费者预测某些疾病的患病几率。你怎么看?
卢煜明:这些公司需要给检测者、消费者更加精准的解释。通过基因测序,来预测一个人得某种病的几率,除了少数单基因疾病,对其他的慢性病是不太准确的。比如对糖尿病、高血压的预测等。
还要注意的是,检测得到的数据,与隐私权息息相关,大量的数据累积,也有可能成为公司商业活动的资源,比如可能与大药厂有相关的协议等。
《财经·大健康》:除了遗传性疾病、单基因疾病与肿瘤筛查,基因测序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还有哪些想象空间?
卢煜明:我们与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的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合作,看能否用血浆DNA技术,早一点诊断ICU病人的细菌感染;还可以用于检测药物的有效性。此外,我们与美国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合作,用DNA测序技术来发现肺部器官移植病人手术后的排异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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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大健康》:2017年,你创办的Cirina公司与Grail合并。当时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卢煜明:有好几个不同的想法。
2017年之前,我是在做NIPT。当年申请专利后,大学将专利授权给美国Sequenom公司,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把技术授权给了另一家公司,这家公司2013年就被基因测序仪器生产商Illumina收购。此后Sequenom与Illumina在专利权上有一些诉讼,最终双方和解,把专利权放在一起。
当时我意识到,把专利放到一起有一个好处:可以在市场上很快开发。如果Cirina与Grail分开做,可能会慢很多,也有可能在专利权方面会有纠纷。对病人来说,最好能尽早解决这些问题。
因此,2017年,Grail先找我们谈。大家一谈就发现,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就合并了。今年Grail已经把第一代产品Galleri推出来,这也证明当时的合并是正确的。
《财经·大健康》:合并后,你成为联合实体的科学联合创始人(scientific co-founder),并加入Grail的科学咨询委员会。对Cirina的发展战略,是不是就失去了决策权?
卢煜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项目,虽然跟Grail有合作,但是怎么做、发展什么技术,我有绝对的自由,Cirina有关产业的运营完全交给Grail。
这也是一个平衡,不可能所有的东西我都能决定,技术能尽快推出来、帮助病人,才是最重要的。
《财经·大健康》:未来,你自己是要继续做一个科学家,还是做研究的同时创业做企业家?
卢煜明:科研与创业都在做。香港特区政府的“创新香港”平台,为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实验室,并鼓励我们把创新成果商业化。我现在有一家公司TAKE2,是我继Cirina后的第二次创业;如果不创业,我们研发的技术就只能在论文里,不会进入临床应用。
现在的大湾区,正在打造一个科技创新的生态环境,创业对于年轻人的发展也是一个好机会。
本文转载自财经大健康
2021-12-02
2021-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