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焕亮教授：多种肿瘤标志物联合使用是肠癌早筛的未来

ZAODX
2021-12-09



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之一，我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居于前列。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不少肿瘤标志物被相继发现。由于能反映肿瘤的发生、发展，越来越多的肿瘤标志物被用于结直肠癌的早期诊断预警以及预后提示。


如何开发肿瘤标志物在肠癌筛查中的应用潜力？近日，早筛网就肿瘤标志物与肠癌早筛话题专访了刘焕亮教授。





应用肿瘤标志物进行肠癌早筛优势明显


对于结直肠癌患者来说，早期诊断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由于结直肠癌在发展的过程中遵循从腺瘤到癌的进展过程，因此有一个较长的窗口期，在窗口期内临床可通过早期诊断发现癌前病变和癌症早期。来自《CLINICAL ONCOLOGY》期刊的数据表明，早期肠癌的五年平均生存率高达91.8%以上，而晚期生存率仅为10.8%。因此，结直肠癌的早筛早诊意义重大。
目前，在结直肠癌早期筛查的方法中，肠镜检查是筛查的“金标准”，但这种检查准备起来比较复杂，需要禁食、吃泻药、麻醉等多个准备环节。同时，它是一种侵入性检查方式，受检者可能会产生不适感，导致不少人畏惧甚至抗拒。
刘焕亮教授指出，肿瘤标志物检测不仅可以发现原发肿瘤，鉴别诊断良恶性肿瘤，还对肿瘤发展程度的判断、治疗效果的观察及评价、复发及预后监测等都有重要意义。相比于肠镜检查，通过检测高敏感和特异的肠道肿瘤标志物进行肠癌筛查，更方便，更容易普及，具有明显优势。
首先，用于胃肠道肿瘤生物标志物检测的样本是血液样本或粪便样本，均可以通过无创的方式获得，因此群众的接受程度更高。
其次，对于身体虚弱者、女性孕期等不能进行肠镜检查的特殊人群来说，可以应用生物标志物做肠癌早筛。
此外，生物标志物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连续监测，持续观察指标变化。
消化道肿瘤的筛查和诊疗技术不断发展，颇受关注。将于2022年3月在海南海口召开的“ZAODX世界肿瘤早筛大会”特设“消化道肿瘤筛查创新发展论坛暨消化内镜创新发展论坛”，推动消化道肿瘤防治创新发展。刘焕亮教授作为该论坛的主持嘉宾，将围绕该领域的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临床验证、产业发展等话题与多位杰出专家进行深度交流。

寻找无创、高诊断效力的肿瘤标志物是当务之急


肿瘤标志物自发现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肿瘤标志物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对肿瘤的防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CEA、AFP、SCC等被人熟知的肿瘤标志物已有很多，但肿瘤标志物相关研究仍有很大的突破空间和发展潜力。
以结直肠癌为例，B细胞及体液免疫是极具开发潜力的结直肠癌肿瘤标志物，但现有的免疫细胞检测方法却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这种方法无法实现整个治疗过程跟踪式的动态检测，导致其在结直肠癌诊断及治疗中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它忽略了不同亚群B细胞功能的异质性，导致体液免疫反应强度被片面低估，B细胞肿瘤标志物相关研究仍有很大的突破空间和发展潜力。
刘焕亮教授认为，寻找无创、高诊断效力的肿瘤标志物是当务之急。目前市场上已有多个优秀的肠癌筛查标志物，除了寻找新的更理想的标志物，标志物的合理应用也十分重要。肿瘤细胞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不存在绝对理想的标志物，因此，多种标志物的联合使用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
刘焕亮教授带领的团队在新型肿瘤标志物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将新型肿瘤标志物方面的研究重点放在一种新型调节性小非编码RNA上。
近日，刘焕亮教授团队联合中山大学药学院王红胜教授团队在新型肿瘤标志物方面有了新发现。通过测序筛选及临床样本验证，发现结直肠癌患者血浆中大量存在的5’-tRF-GlyGCC是结直肠癌早期诊断的潜在标志物。
这种新型肿瘤标志物与结直肠癌常规肿瘤标志物CEA不同，而且其表达水平与CEA的表达水平也无相关性，这是现有肿瘤标志物的又一重要补充，将在体检或肿瘤早筛领域产生更大的应用潜力。未来有望通过肿瘤标志物的联合诊断，实现更高的肿瘤检出准确性。
刘焕亮教授表示，团队目前根据检验科临床资料丰富的特点，利用临床检验大数据分析，深入探讨非肿瘤标志物联合常规肿瘤标志物使用。从初步的结果来看，这样的联合可以显著提高肠癌筛查的灵敏性，提高检出率。接下来，刘焕亮教授团队会继续利用检验+大数据来寻找更优的肠癌筛查检测指标。

面临的挑战：发现、验证并推广新的有效肿瘤标志物


寻找和发现有价值的肿瘤标志物已经成为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的重要热点，但真正能在临床上规范应用的肿瘤标志物仍然很有限，而且不同人群所患的疾病可能存在独特的遗传背景，适用于我国人群的生物标志物也有所不同。
因此，刘焕亮教授认为，肿瘤标志物领域面临的挑战是发现、验证并推广新的有效生物标志物。
首先，验证出可以反映疾病发生风险、具备疾病治疗反应的标志物，需要收集、分析大量的患者数据，这就需要临床工作者、实验室研究人员、生物信息学家和生物统计学家等多学科人员协作，才能有效验证出适合我国人群的标志物。
其次，推广新的有效标志物可能会改变现有的疾病诊断方式，我国患者可能并不情愿尝试新型标志物检测。这都是接下来要面对的挑战。与此同时，具有更高“灵敏性、特异性、简便性、快速性”的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也成为检验医学转化应用努力的方向。
刘焕亮教授表示，降低检测对高精尖仪器设备的依赖、控制检测成本，可以让检验医学向预防保健领域延伸。在此过程中，需要积极整合各方资源，推动科研院校、医疗机构及科技企业加快检验领域的科研成果创新与转化，才能促进检验医学领域新技术、新成果在健康领域的应用，让医学检验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为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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